90年代的外国古典文学作品重译，是一桩空前的事情。如今这股热潮已渐趋平息，但留下了不少的思考。
名著复译，本无可厚非。某一名著出有多种译本，有利于文学翻译整体水平的提高，再说，这种现象本身会带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诚如周作人所言，“重译书之多少与文化发达是成正比例的。”但并非重译书出得越多越显出文化的发达。我们应该鼓励的是一种“有用意的重译”，也就是说，明知有旧译本，却决心来重新翻译，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目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出于对文化的负责。
且看重译热潮中的《红与黑》，仅此一部，便有二三十种之多，但仔细披览，即发现真正“够得水平线以上”的优良译本只三四种而已。绝大多数却是粗制滥造，东拼西凑的剽窃之作，纯系“专为谋利的抢译抢印”。静观这股重译热，表面上，是繁荣且活跃了图书市场，可实际上，却给图书市场和读者带来了灾难；与此同时，这种泛滥成灾的不负责任的复译实在是对世界文学的一种破坏和糟蹋。由此暴露出了一些出版者的致命弱点：小农经济意识。出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推广文化，仅是为谋取利润，分得些奖金而已，与抢出中小学教辅读物大同小异。受害最深的自是广大读者，图书市场当然也就逃脱不了表面繁荣背后的苍白和混乱了。
再看市场对这些铺天盖地的复译本作出的反应。当初，热潮乍起，种种译本似潮水一般涌进书店，读者大众手足无措，见有那么多名著，欣喜若狂，不辨优劣，掏钱便买，无丝毫的犹豫。不知有多少劣质译本坑害了读者！所幸的是，市场规律总是公允的，读者也非一味盲目。凡是商品皆免不了优胜劣汰的。经过一番较量，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三家推出的世界古典文学名著中译本，最终经受住市场考验，受到了读者的青睐。
复译的古典文学作品，经多年的生产，目前已达到了饱和状态，尽管是在这拥有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读者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简·爱》、《红与黑》、《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基督山伯爵》；能传诵万世的世界文学名著也不仅止这些。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译那几部经典，实在无丝毫的必要。目下迫切需要的是“出新”。世界文学宝库中，尚有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有待进一步挖掘。长春出版社近日推出由萧乾主编的《世界文学名著新译丛》，无疑是一项既有意义也符合需要的工作。其出版前言写到，“翻译介绍外国优秀作品，我国仍还有一片相当广阔的处女地有待文学翻译界和出版界去共同开拓，特别是创立一个富有我国自己特色的局面，尽可能多出版一些初次译出的名著，使广大读者进一步开阔视野，认识世界，获得更广泛的文学享受”，并进而明确了出版宗旨，“力求出版我国首次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和当代外国优秀作品，同时吸收一些外国文学名著的国内唯一译本，或初次编选著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个人专集”。这才是我们应该大力鼓励和倡导的做法。
现当代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应该说是这一片处女地当中更需要我们去努力的。但较之古典作品，现当代作品的翻译出版面临意想不到的巨大的 困难：版权的购买。犹如“吃螃蟹”，重译热潮中的不少“勇士”至此便却步了，有些竟不知“螃蟹”为何物，更不用说如何去吃了。那么，谁做一回勇者，率先“吃螃蟹”，谁便是胜者。
上海译文出版社不负众望，早在几年前其他出版社尚无版权意识的时候，便抢先买下了一批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中文本专有出版权，并已于近年内陆续推出了《福克纳文集》、《海明威文集》、《毛姆文集》、《雷马克文集》、《伯尔文集》等，在译介现当代外国文学方面起了带头人的作用。这几套文集的出版，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译林出版社急起直追，但没有仿效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做法：从出版某家文集入手，而是独辟蹊径，把现当代外国文学当做世界古典文学的延续，在推出了深受读者欢迎的《世界文学名著·古典系列》之后，近来又把出版中心转移到了《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上来，旨在系统地向读者翻译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各国文学经典，让读者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他们先后买下了《第二十二条军规》、《鼠疫》、《陌生人》、《烟草经纪人》、《万有引力之虹》、《人都是要死的》、《看不见的人》、《紫颜色》、《布登勃洛克一家》等一批作品的中文本独家出版权，并已出版了第一辑共11种，同样引起了读书界的广泛注意。而时代文艺出版社更是出手不凡，近两年内，推出了《巨匠文丛》，声势浩大，先后面世的有《亨利·米勒全集》（20卷），《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全集》（18卷），即将上市的有《索尔·贝娄全集》（16卷），《纳博科夫全集》（15卷），恰如一枚枚重磅炸弹，在外国文学出版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也因此惹来了不少非议和指责。这种做法是否值得提倡，我们姑且不议。但出版者在抢出抢印古典文学作品的热潮中，没有亦步亦趋，没有为利润所动，而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毅然走自己的路，给图书市场增添了些许新的活力，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活跃了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由此见出了出版者的远见卓识。应该说，这种做法，在目下译介现当代外国文学的初级阶段，也是值得称道的一种可喜的尝试。
外国文学出版，从复译到“出新”，是一次可贺的转变。但一切都还刚起步，我们尚需做很长一段时间的探索。由出版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而引起版权的竞争，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版税的逐渐上扬亦是势所必然。为此而停止或是放慢我们的工作，无疑是愚蠢的行为。在商品经济时代，想通过某种手段来垄断版权的购买，已经毫无可能。竞争会愈发激烈，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谁想试着躲避，谁就注定失败。惟有竞争，方能造就真正的出版家；也惟有在竞争当中，才可见出出版家的超群胆略。
当然，我们不希望出版社再一窝蜂地购买版权，竞相出版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每家出版社应该冷静思考，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出版道路，创出自己的品牌图书。惟有这样，才能在图书出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步人后尘，必将遭无情的淘汰。我们同样也不希望在现当代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过程中，某些出版社为了快速抢占市场，出版一些不负责任的粗劣译本。作为文化传播者，我们始终应该牢记自己的神圣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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